本报讯 今年初，《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刊发争鸣文章，对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新1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提出了批评意见，引起业界关注。日前，该词典的编写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一位工作人员就此事向本报发表了看法。
由中国艺术院主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一期在“讨论与争鸣”栏目发表了师树叔先生的文章——《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说》（以下简称“师文”），该文指出，修订本“把一个好端端的被人们亲切称之为《现汉》的真正名牌词典糟蹋了个面目全非，怎不教人痛心疾首！词典的重点对象是青少年，误导了子孙的严重后果以及国家安危所系的政治方面对马列主义的修订的问题，怎不令人忧心如焚！”随后，该文就修订本的问题逐一展列并加以评说，比如“专业条目粗制滥造，贻害后学；语文条目硬伤不少，现代新词花里胡哨，格调下滑；科技条目大删大改，有悖时代；哲社条目推行中性，走上邪路”，等等。最后，“师文”指出，“一般消费者体谅做学问的难处，修订本即使稍差一点，人们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相距太远，损坏了原本，人们就要抱怨了。如果另搞一套，把原本糟蹋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人们就要愤慨和讲话了。”
针对“师文”的批评意见和不少社会反应，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发表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这位先生指出，“师文”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现汉》无限爱护的初衷，对1996版《现汉》作了诸多论述和评析。其中，对知识性问题的分析部分是正确的、可取的。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文革”大字报式的语言，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
这位先生谈到，由于历史原因，《现汉》1978版有两点较突出：第一，《现汉》编写出版时，我国辞书很少，“文革”期间更是出现了“辞书荒”。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知识，解决更多的问题，《现汉》收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专科词语较多，占全书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远非语文性辞书所应该承担。第二，《现汉》“试用本”成书于60年代，不可避免地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影响。“文革”中又遭“四人帮”干扰破坏，修改、正式定稿更明显地受到“左”的影响，所以1978版《现汉》中有许多明显带有“左”倾色彩的地方。1996版《现汉》本着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汉语教学的宗旨，增加了许多近年来出现的新词语，删去了一些过于陈旧的词语及一些过于专门化的百科词条，修改了那些词语有变化、有发展、在词义和用法上需要改动和补充的词条。
他还特别强调，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它为社会所有的成员服务，本身没有阶级性。词典的任务是将有关词语的读音、词义、用法讲清楚，帮助读者释疑解惑。至于人们要用这种工具去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则不是一部词典管得了的。词典中收录了某词，表明该词为大多数群众常用，并不表明编者在提倡干某事。
 |
